孔子与儒家经典的关系

 

        孔子到了晚年知道之不行,遂潜心于授徒和整理古代文献。关于前者,相传他弟子三千,可谓规模宏大;关于后者,相传儒家经典差不多都经过他的整理:“笔则笔,削则削",不仅使孔子赢得了极高的名声,而且确实有助于中国古典文献的保存和流传。既为后世儒家提供了丰富的智慧资源,也为文明中华的文化发展与繁荣作出了划时代的贡献。同时,正是由于这些传世的儒家经典曾经过孔子的整理与诠释,于是这些经典在后世中国便具有至尊的地位,于是有人认为:“曾经圣人手,议论安敢道"。孔子便成了圣人,儒家经典便成了中国传统社会的最高法典,儒士便成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别称和追求目标。学人以名列儒林为荣,著述以敷赞圣旨为贵,派别繁杂,训解浩翰。

 

  既然孔子的学术旨趣是“述而不作”,即对古典文献只是整理而不是创作,那么,在我们研究孔子与儒家经典之间的关系之前,便有必要对这些经典的主要来源作一简要的概述。

 

  我们知道,儒家经典之所以称为“经",那是孔子之后的事。但“经"字并不后出,至迟在周代铜器铭文中已经出现。《说文解字》说:“经,织从丝也。从系。”这应该是经的原初本意,引申发挥便有“经维"、“经营"等意思。《释名》说:“经,径也。如径路无所不通,可常用也。”这便是后来引申发挥出来的意思,显然也与儒经的地位早已提升有关。

 

  至于书籍称经的起源,本有多种说法。章太炎在《国故论衡·文学总论》中认为:“书籍得名,实凭傅竹木而起",如浮屠书以贝叶成书,以线连贯,故谓“经者,编丝缀属之称。”刘师培《经学教科书》第二课基于《说文》的解释,以为古人见经多文言,于是"假治丝之义而锡以六经之名。即群书之文言者,亦称之为经,以与鄙词示异。”而皮锡瑞在《经学历史》中则认为,六艺之所以称之经,全因经孔子删定:“其微言大义实可为万世之准则。”但章学诚在《文史通义·经解上》则强调,所谓经:“实因传而有经之名,犹之因子而立父之号矣。”显而易见,这些解释或囿于《说文》本意,或陷入后世儒家的偏见,并无助于说明“经”之来源。

 

  事实上,以"经"作为儒家经典的称谓;至少在战国末年就已出现,且并不仅仅限于儒家典籍,如《墨经》。而将儒家经典称之为经,始见于《庄子·天运篇》:孔子谓老聃曰:“丘治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乐》、《易》、《春秋》六经,自以为久矣,孰知其故矣;以奸者七十君,论先王之道而明周、召之迹,一君无所钩用。甚矣夫!人之难说也,道之难明也?”老子曰:“幸矣,子之不遇治世之君也!夫六经,先王之陈迹也,岂其所以迹哉!今子之所言,犹迹也。夫迹,履之所出,而迹岂履哉!"如果孔子与老子的这段对话可信的话,那么所谓儒家六经,就是先王之陈迹,是先王嘉言懿行之档案记录,故而这些记录使人只知其然,而不知其所以然,换言之,所谓经,并不出之于一人之手,孔子所治之六经,实际上都是先王们形成的档案文件。同时,由于这些文件无法道明所以然,于是又有后出的“释文"或“释义",以便解释这些文件之所以然,这种解释之文即称为“传"。故传与经是相对而成立,此中情形盖与前引章学诚的说法相似。

(责任编辑:bestiis)